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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胡兰成为人不好,究竟怎样也不得而知,但为了张爱玲的缘故,也应该恨他一恨的,只是他的散文真是好看。最出名的那篇《民国女子》倒也罢了,我最喜欢《桐阴委羽》和《竹萌乳觳》两篇,一篇说父亲,一篇说母亲。
撇开政治因素,文章中的一些描述放到今天都非常正统令人赞叹。比如“桐阴”一书中说到父亲与家境相对殷实的美称叔的交情,明知胡家没有偿还能力,美称叔却每次在胡家窘迫时给予无私援助,父亲一定也自知没有能力偿还却毫无愧色一借再借,“两人无事亦不多来往,先辈结交即是这样的不甜腻”。这才是真正的朋友,比淡如水的君子之交更实在,是更具世情的民间江湖侠义。
又比如“竹萌”一文中写到母亲对他的教育:“母亲每说:‘靠教是教不好的’。本来怎样才叫好,是要你自己会得生化,靠教只能教成定型的东西,倒是少教教免得塞满。母亲宁是谏,‘小人要听大人的谏训’,谏是谏非。”每每读到这节我就讶异,原来传统教育并非我印象中那样的落伍、陈旧、迂腐,胡母这样的教育观念放在当下恐怕也很少有家长能做到,如今的家长恨不得什么都替孩子包办了,这是一种退步吗?看来传统的东西在很多时候被我们这些孤陋寡闻的现代人误解歪曲了。
其实不仅仅是胡兰成,这个时期的文人写成的白话文作品都很耐读耐看,这个时期的作家文学功底是现在所谓的大作家无法企及的。在我看来,之所以无法企及,是因为那些作家从小打下了最正统的文言文的扎实基础。哪怕是推行白话文改革的胡适或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都接受过文言文的严格训练,他们的白话文作品有回味,“之乎者也”功不可没。写到这里想起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三毛曾经到北京访问,她顾不上游故宫,顾不上吃板鸭,而是一头扎进琉璃厂旧书店沉迷于内怎么都不愿出来。她在访谈说中,很多读者说她的文字很具有西方现代感,然而她文字中的所谓现代感却是纯正的中国古文的底子。
文言文是不可速成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写姚木兰兄弟姐妹作诗一段就提到姚木兰之所以能吟诗作对是与从小打下对对子的基础密不可分的,原文怎么写记不真了,大致就这意思,基础不牢,就做不出好文。《随园诗话》中也有类似说法,“或言八股文体制,出于唐人试帖,累人已甚。梅式庵曰:“不然。天欲成就一文人、一儒者,都非偶然。试观古文人如欧、苏、韩、柳,儒者如周、程、张、朱,谁非少年科甲哉?盖使之先得出身,以捐弃其俗学,而后乃有全力以攻实学。试观诸公应试之文,都不甚佳;晚年得力于学之后,方始不凡。不然,彼方终旧用心于五言八韵、对策三条,岂足以传世哉?就中晚登科第者,只归熙甫一人。然古文虽工,终不脱时文气息;而且终身不能为诗:亦累于俗学之一证。”看看,八股文再不好,亦是不能一棍子否定的。
当然格律诗词已死是不争的事实,对于现代人作为娱乐玩玩可以,强行退回格式的种种禁锢中完全没有必要。有人提出在中小学课本中加入对对子的内容,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更何况,现在的语文老师中真正能掌握对对子本领的恐怕也为数不多,硬教也会教得不伦不类。倒不是说现在的语文老师没有本事,而是传统文化的断层已然存在,想要短时期内从零开始重新续接传承是相当困难的,这个需要时间的打磨。不过,多读些文言文诗词文赋对语文一科来说是极有好处的。
文言文最大的优点在我看来是精炼,而且一意多字,也就是说一个意思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法,这个在《诗经》中就有着完美的典范。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蒹葭》中有用“在水一方”和“在水之湄”表示水边的意思,到了《葛藟》中,更是连用了“浒”、“涘”和“漘”来表达水边的意思,这就形成了诗歌节奏上的反复吟咏却又不显重复的巧妙艺术。这样的例子在《诗经》中比比皆是,这就好像一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反复几次加重情感的渲染。而中国汉字这样的特点给了文学艺术极大的腾挪回旋空间,个人认为这点恰恰是现代白话文中比较缺失的,很多汉字在简化变革中流失,造成如今写文用字的贫乏和粗制滥造。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好在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财富琳琅满目,有心自能慢慢拾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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